种寺院经济形式。这种形式被称之为“农禅”，或被描述为“坐作并重”，也是中国环境下产生的一种佛教经济理念和形式。

这种佛教经济形式，兴起于隋唐时期的禅宗丛林僧团中。背景应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武帝灭佛事件有关。这个事件导致许多拒绝还俗的僧尼或速避尘嚣，或逃向南方。但寄食无地或聚众后难以为继的情况非常严重。在湖北黄梅，后来被尊称为禅宗四祖的道信的僧团，相聚山居者居然有五百多众，显然不可能靠布施维持。

资料称，道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与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五祖弘忍为徒时，即是“画则混迹驱使，夜便坐摄至晓”。而且正是因为其“常勤作役，以体下人”，遂为“信特器之”，成为接班人。这种通过劳作来支持寺院经济的形式，到唐代百丈怀海时，即成为一种“普请”制度，即“上下均力”，“集众作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后即延革为一种丛林制度和理念。

应该说，形式上这是一种突破传统戒律的佛教经济制度。而且，即使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上，僧人“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也是被视之为“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的事情。但是这种劳作制度似乎并没有在教义方面对中国佛教的发展造成困扰，相反，倒是有一定程度的促进。

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劳作和修行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个突破的可能性，是因为一些僧人认识到佛教所提倡的修行者可能达到的觉悟，即主体自性与宇宙究竟实相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主观契合，没有特定的外在限制可以匡定。即如智者大师有关于治生产业与佛法实相的解释，有关于权实关系关联的菩萨道和方便行的解释等。

禅宗最杰出的觉悟者六祖惠能自己就是作务行者出身，但其说法语录却能被尊奉为经。其也强调，“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在理论上对修行实质和修行形式问题作了开拓性合理性的解释。所以，为了能打坐修行而进行的劳作，进而也成为等重于打坐的一种修行途径。

后来的禅宗还产生了以强调劳力而弘扬教法宗派，如云门宗等。到晚明时期，仍然有骄傲地坚持劳务而光大门庭者，如曹洞宗的无经，如其住宝方寺，即“四方闻风而至者，络绎于道，挂搭常数千指”。

中国佛教中产生的这种相对自主的寺院经济的经营形式，对于佛教发展影响很大，意义也很大。独立的经济可一定程度地保护精神的独立性和自由度，这也正是追求觉悟的佛教所要求的基本的主体条件。减少对于世俗权利的依赖，也更有益于维护佛教提倡的离俗清修的宗教特质。在这个角度看，这种形式上有背戒律的佛教经济，似乎更显示了佛教基本教义的本质意义。无经就被尊称为“古佛”，即表明这种作风更能反映佛教根本取向。

如是观之，一方面，就佛教自身观之，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佛教经济理念和佛教经济的实际运行，的确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很多变化，同时也反糖社会以很多影响。但是可接受的变化和调试，其实没有在根源性上发生本质变化。佛教经济模式，不外是在其基础教义上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自身悖论的不断调试整合。而调试的尺度，则把握在其宗教神圣性与经济世俗性的平衡性，以及义理解释的合理性方面。

另一方面看，经济就是经济，所遵循的只可能是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之所以称作佛教经济，即如同其他各种类型的经济等，只是因为有其各自的特点而已。佛教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其是宗教经济，是具有宗教特质的经济。因而，体现了佛教宗教性特质的经济，就是佛教经济。不然，就难免会受到质疑。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经济事例也